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一个在浙江湖州，一个在山东济宁，相隔一千多公里，却把目光对准了同一个草根歌手朱之文。 媒体顺着两人的说法一路核实，背后的来龙去脉逐渐浮出水面。 短短几个月，十几场已经敲定的演出接连取消，有人实名提交材料，有人常年逐项反映情况。 这两个人究竟是谁，又凭什么影响他的登台安排，事情还要从这几通电话和几份材料说起。 刘明没有回避自己提交过反映材料，反复强调是实名提交，材料里提出的核心说法是收入纳税问题，并称要向上级税务部门进一步反映。在这之外，他还提出另一条意见，认为朱之文翻唱他人作品没有取得相应授权，不适合登台。 这类说法一旦被采信，影响的就是演艺人员的正常演出机会。 记者向税务部门核实后得到明确答复，朱之文与演出方签订合同，报酬分为两种结算方式：一种是税前收入，由本人回到户籍所在地申报缴纳；另一种由演出方税后结算、代扣代缴，每一笔记录都可以核对。 税务部门经过专门核查，出具的书面结论是，不存在偷税漏税问题，也没有欠缴税费。至于翻唱方面的意见，同样缺少依据。 翻唱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，免费演出、不卖票、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属于合理使用范围，目前也没有任何版权方出面主张权利。 被问及反映材料的来源，刘明称是一位名叫韩文的人提供的，韩文随后作出否认，表示与自己无关，也没有再作回应。材料来源暂时无法核实，相关说法却已经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刘明与朱之文之间早在 2023 年就有过一次纠纷。当时朱之文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，经法庭调解，刘明亲笔出具一份承诺书，写明不再发布不实信息、不再损害朱之文的名誉。签名和手印均为本人所为，朱之文随后撤回起诉。 调解结束后没过多久，他又出现在新的反映队伍中，白纸黑字的承诺没有被遵守，这份材料的说服力自然要打折扣。 另一位反映人王平，在措辞上更为谨慎，记者拨通电话后，他先纠正用词，不要说是举报，自己只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。他所关注的事项，大多是很细的环节。 朱之文到学校与学生简短交流，现场屏幕上出现过几道英语题，王平据此认为他文化程度有限，进校园可能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。而实际情况是，朱之文当天并没有讲授英语，屏幕上的题目属于现场背景内容，他上台主要是给备考的学生鼓劲，相关片段被剪辑成了教英语的版本。 他同时逐项核对演出服装是否与报备材料一致，现场曲目是否与审批歌单相符，多次向相关部门提交材料。王平本人说明，从 2020 年起就陆续反映相关问题，前后有几十次，2023 年暂停了一段时间。2026 年看到那条教英语的短视频后，又重新集中跟进。 湖州与济宁相隔一千多公里，两人关注的却是同一个对象，在朱之文看来，这中间存在事先串联和分工。 手机里留存的截图、录音，他都逐条整理保存，有人晒出 12345 热线的截图，配文表示只要朱之文发布演出预告，他们就会依照程序进行监督；群内也有人转发各地文旅部门的联系电话，提醒持续关注其纳税情况。 压力同时传导到主办方一侧，有主办方私下告诉朱之文，接到过措辞强硬的来电，称如果同意其参加演出，对方会到现场提出异议。相关电话甚至打到了单位负责人的办公室，主办方出于风险考虑，不再承接相关合作。 成批的反映电话涌向主办方和主管单位，也有人表示，朱之文一旦到场，他们会在现场表达不同意见、形成舆论关注。主办方反复权衡，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最终选择取消演出。 保定曲阳那场，妆容和演出服都已准备妥当，临上场前接到取消通知。泰安那场，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检票，又收到电话叫停。 这种方式带来的不公平之处在于，提出反映的一方不需要拿出确凿证据，也很少承担相应后果，被反映的一方却要反复出面说明情况。等到多轮核查结束、官方给出结论，演出档期已经错过，经济损失已经形成。 反映一方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、发送几条信息，付出的时间成本很低；朱之文作为以演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草根艺人，正当工作机会被反复打断，主办方出现亏损，购票观众也未能正常观演。 媒体梳理过程中，还发现了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，据朱之文本人介绍，长期有人借集体反映问题的名义，在群内发起募集费用，名义上用于打印材料、跑腿提交、邮寄信函，收到的钱款由少数人私下分配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年。 律师公开的群聊记录可以相互印证，群内列有筹款明细和金额，同时要求成员持续拨打电话反映情况，并以截图作为打卡凭证。 在这些群聊记录中，公开表达的诉求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明显落差。部分参与人把这件事作为积累关注、获取流量的途径，每取消一场演出，群内讨论热度就上升一轮，相关直播间人气随之提高。 从官方公开信息看，朱之文至今没有被认定为有劣迹行为的艺人。文旅、广电、税务等部门的公开通报和处罚名单逐一核对，没有针对他的行政处罚记录，也没有劣迹认定。行业自律准则所约束的行为，他均未涉及。 此前台儿庄那场演出中出现的传统服饰，当地文旅部门经过专项核查，结论是手续齐全、
